在辽宁鞍山从事传销到解救出来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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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「老乡见老乡」

  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我在辽宁鞍山开了一家豆腐坊，靠这点小生意养家糊口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我想赚钱，想在异乡出人头地，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
  直到 2004 年的一天，我的小舅子找上了我。他说自己有亲戚在徐州包了水利工程，喊我一起去赚大钱。我没怎么怀疑，就相信了。

  2004 年 4 月 19 日，我抵达了徐州。一到那边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小舅子他们几个的变化都很大，西装革履的，谈吐也不一样了。

  第二天早上，他们说工地上出事了，这两天安全检查，他们都没活干，要带我出去转转。当时，一起去的除了小舅子，还有他们公司的几个年轻人。他们一行人把我带到了郊区，说是去参加一个朋友搞的「联欢会」。

  「联欢会」的会场里坐满了人，好不热闹。我一到场，他们就要求我上台做自我介绍，还起哄，喊着口号，让我唱首歌。当时的气氛很奇怪，过分热闹，也过分亲热。我没推脱掉，只好唱了首《老乡见老乡》。一曲唱罢，我不由自主地「两眼泪汪汪」，想起了十年未回的家乡，也不禁感念他们这些「老乡」的热情招待。

  唱完歌后，我刚一坐下，一位领导派头的人就上台了。他宣布，「今天早会到此结束，生意介绍会马上开始。」

  我立刻反应了过来：这是不是传销？

  -02-

  洗脑，只需三天

  对传销这回事，我其实很敏感。1998 年那会儿，我的堂弟、堂弟媳、堂姐、堂姐夫这一家子都去了湖南郴州搞传销。不仅如此，我在鞍山的时候，也没少听说当地传销组织的活动。

  但是，警觉的那一刻，我没有立即离开，反而有点好奇，想看看他们这帮人是怎么骗人的。于是，我坐在台下，听了一个多小时的宣讲。

  宣讲中，他们的话术很直白，主要围绕着这个行业怎么赚钱的，而其他传统行业赚钱又是多么的不容易。他们还声称，自己做的是一种国家引进的新型行业，是「21 世纪中国老百姓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」，说什么，「上午拍拍手，下午握握手，钱儿就到手」。

  宣讲会结束后，我告诫几个同去的人不要做这个东西，「这就是传销」。但他们否认了我的说法，说自己只是来玩的，过两天工地就开工了。

  接下来的两三天，他们又安排我参加了各种集体活动。我很反感，却又碍于面子，不好意思太早离开。

  第三天下午，他们告诉我，「上面」下来了几个领导，要请我去酒店吃饭。我竟有点受宠若惊，就跟着他们一块去了。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饭局，而是又一个分享会。

  但是，这一次的分享会和之前都不一样。现场有好几百人，掌声雷动，无比狂热。台上有三个「大领导」，穿金戴银，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。据说，他们是「B 级领导」，「吃宾馆，住宾馆，一个月上万的工资」。

  会上，他们三个声情并茂地回忆自己过去在传统行业如何历经艰辛，如何遭人白眼。他们声称，自己到这个「行业」来考察之后，一开始也不认可，也以为是传销；但是，经过几天的考察，他们的疑虑全都打消了。

  听完他们的经历之后，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，他们几个看上去谈吐和气质都特别好，令我隐隐心生向往。再加上其中的一个以前做包工头的人还是我的老乡，我难免多信了几分。

  分享会上，他们还极力撇清了自己和「传销」的区别——传销是「金字塔架构」，我们是「等腰梯形制」；传销是无限制发展下线，我们只找两到三个「合作伙伴」就可以了；传销一般会控制人身自由，而我们今天则是「来去自由」，没有人会控制你。

  说来也奇怪，「被洗脑」这种事好像只发生在一念之间。那场分享会之后，我真心实意地相信，自己遇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哪怕赚不了他们说的几千万，赚个上百万也是不错的。

  -03-

  我变成了一个去给别人洗脑的人

  传销组织内部讲究的是「五级三晋制」，「五级」，指的是业务员分为 A、B、C、D、E 五个级别；「三晋」，指的是从实习业务员到高级业务员之间的三个晋升阶段。

  加入组织后，我交了一万多元，成为了一名初级业务员。那个时候，我相信，凭着多年来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经验，自己一定能有机会晋升到 B 级别。而想要晋升，我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拉人头，发展下线。

  很多人对我们这些做过传销的有个误解，以为我们明知道是传销，却还去骗人、拉人头。但实际上，这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状态——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传销，也不认为自己在害人。我们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是一种利国利民利己的事业，能解决就业，增加税收，抵制外货。

  我最先发展的下线是我的两个亲姐姐。我告诉她们，我在这边包了工程，需要人来做饭、打下手，就这么顺利地把她们骗了过来。

  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当年 6 月，我就升级到了 C 级别，就自己租了一套房子，成为了一个「寝室长」。

  当了「领导」之后，我对这里更有归属感了。在这个地方，「领导」的威信是很高的。比方说，我一回到寝室，所有的业务员都会对我 90 度鞠躬问好；每天起床后，他们都会帮我准备好牙膏和洗脸水；吃饭的时候，我有领导专属的位子，其他业务员碰都不能碰一下。这种氛围给我带来了一种极大的「被尊重」的感觉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我也慢慢看到了行业里残酷的一面。

  举个例子吧。有一次，我的寝室来了一对来自云南的小夫妻。他们家里很穷，祖孙三代都是弹棉花的。当时，为了拉他们入伙，我给他们讲了传销话术中经典的「放羊娃的故事」。这个故事是说，有一次，《焦点访谈》的主持人敬一丹到山西去采访一个放羊娃，他们家祖孙三代都在放羊。

  敬一丹问他，「你放羊以后要干嘛？」

  放羊娃说，「我放完羊以后，就把羊卖了。」

  「羊卖了以后呢？」

  「我去娶个老婆，给我生娃。」

  「生娃以后呢？」

  「再给我放羊。」

  讲完这个故事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学会转变观念，否则，祖孙三代都会继续穷下去，继续一代又一代地弹棉花。只要抓住机遇，从此以后，这个行业就能改变你们家族的命运。

  于是，夫妻俩掏了一万多块钱，加入了我们。不久后，他们决定先拉家里的姐夫入伙。可是，他们的姐夫不仅对我们的事业很抵触，还要报警。最终，他带走了那位丈夫，女方则被我们想办法留了下来。

  男方走了之后，我们便继续给女方洗脑，让她坚定自己的想法，「等到成功了以后，你的家人自然会理解」。

  可是，不久之后，她丈夫就回来了，还带了很多亲戚，威胁着要动武。当时，我人在外面，只能给业务员打电话，让他们不要闹大，放这一家人离开。

  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的。他们家里本来就不宽裕，一两万块钱的损失足以使他们的家庭雪上加霜。我慢慢意识到，这个行业带来了非常多像他们这样的受害者。

  -04-

  一桶凉水浇到了我发热的大脑上

  在这个行业里做了一年多，我越来越起疑，隐隐觉得这个行业是有很多问题的。最可疑的是，那些高级别的领导们统统「神龙见首不见尾」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更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赚到钱。

  当时，我小舅子的表哥已经升到了「B 级别」，即便如此，我也依然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，每次见面交钱，也都是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。

  2005 年 9 月，就在我加入组织一年多之后，国务院颁布了《直销管理条例》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。这两部条例第一次在法规上对「传销」做出了界定。

  我是通过其他亲人得知这个消息的。当时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说是在新闻上看到，「你做的那个行业立法了」。我一听，喜出望外，立刻就去了网吧，查阅相关的新闻。

  可是，查完这两部条例，我仿佛被一桶凉水浇了个透湿——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完完全全符合条例对「传销」的界定。

  冷静下来后，我下定了决心：不能再做下去了，这是害人害己的事情。

  于是，我找到了小舅子的那位表哥，把他约到一个公园，把我掌握的信息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。我还带他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和新闻，让他认识到，行业里的很多「大佬」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。

  小舅子的表哥很纠结，毕竟，他已经做到很高的层级了。但我提醒他，哪怕离开这个行业，凭借他过往的经验和人脉，他在传统行业也一样能做的很好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，他的儿子已经考上了我们老家的一个重点中学，还计划日后考军校，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一旦你出事了，你的儿子政审就过不了了」。

  最终，他被说动了，同意和我一起想办法撤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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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赎罪与使命

  两个月后，我解散了自己手下的 40 多个下线，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，协助警方抓获了组织中的几名 A 级别的头目。

  离开传销组织后，我回到了鞍山，却不敢面对那些被自己骗过的亲戚朋友，每天躲在家中，闭门不出。为了发泄情绪，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，记录自己在传销组织中的经历，揭露它们的骗局。

  令我意外的是，我写的这些文章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到我，说自己有亲人身陷传销组织，执迷不悟，希望我能帮他们把家人给劝回来。

  于是，抱着赎罪的心态，或者说是一种「被需要」的使命感，我开始反传销。

  在那个时期，我一般会通过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，去劝告受害者远离传销。对于那些被洗脑的人来说，只有「同行」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。当他们发现我对这个行业有足够多的了解，甚至了解得比他们还要多，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好奇，希望从我这里了解「上面」到底是什么情况，进而一步一步醒悟过来。

  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段时间，我完全是凭着一腔激情在全国各地反传销，没有收入，也没有团队。有的时候，我连路费都拿不出来，只能靠反传销群里的群友们资助，才能勉强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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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反传销，就是反洗脑

  2009 年 1 月，我和全国各地的十几名反传销人士聚集在河南新乡，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。为了扩大影响力，两个月后，我们搬到了北京，在郊区租下了一个工作室，用来接待那些需要被解救的传销受害者。在当时的设想中，我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像「戒毒所」一样的「戒传所」。

  这十年来，每个月都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而来，带着他们身陷传销的亲人找到我们。而我们则会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，找到有类似经验的志愿者和他们谈话，帮助他们脱离洗脑。

  在我这些年的经验中，反传销的关键在于「反洗脑」。

  简单来说，传销组织的厉害之处，就是用一套成体系的谎言和假象，去营造神秘感，让受害者迷失在环境所带来的心理暗示中，陷入狂热，接受洗脑。而反传销要做的，就是把神秘感戳破，用事实和真相来给受害者重新洗一遍脑。

  「反传销中心」

  和很多人设想的不同，在我们接触的受害者中，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对于这类群体，他们往往很难被洗脑，但一旦被洗脑，也很难被说服。

  有一次，我们这里来了一位研究生在读的女生。面对我们的劝说，她完全充耳不闻，自以为接受过高等教育，绝对不可能受骗。被家人带来后，她在我们这里绝食了三天，不听，不看，也不说话。

  三天后，我不得不从山东调来了一位「外援」。这位「外援」五十多岁，是一位教师。几年前，他被朋友骗到了广西的一个传销组织，最终却说服朋友一起离开了组织。后来，为了挽救更多的人，他加入了我们，偶尔会趁着假期来北京帮助我们做解救工作。

  当天晚上，他就和那个女孩聊了个通宵，最终说动了她。事后，女孩告诉我们，她之所以会动摇，一方面是被这位长途跋涉而来的长辈打动了；更重要的是，那位老师见识广博，能把话说到她的心里去，而一旦消除了抵触心理，她很快便接受了我们向她展示的事实。用她的话来说，在此之前，「你们讲的都有道理，我都听进去了，但我始终不愿意相信，我明明学历不差，竟然也会受骗。」「传销课堂」给传销人员进行劝说反洗脑

  就在前几天，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难劝的受害者。在加入传销组织前，她曾是一个成功的经商者。这两年，由于生意发展不佳，她被一个朋友骗到了山东青岛，做一个民间小额互助理财的的投资项目。一年多以来，她投资了十几万，对家人的劝告不闻不问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狂热。

  不久前，她的丈夫以自己要来北京看病为由，把她骗来北京，送到了我们中心。当她意识到自己「受骗」了的时候，立刻就产生了抵触心理，在现场闹得鸡犬不宁，还和丈夫打了起来。

  她们一家人在我们这里住了好些天。在此期间，我给她详细分析了她所做的项目究竟有哪些漏洞和谎言。但无论如何，她都不肯放弃传销。毕竟，一旦放弃，她投下去的十几万就拿不回来了。

  最终，她没有败给我们的理性分析，而是败给了儿子的亲情攻势——到了第三天，他的儿子给母亲跪了下来，求她回家，给他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反反复复的拉扯中，她决定放弃自己的坚持，跟着家人回到原本的生活中去。

  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离开的背景，我有些感慨。反传销这件事，拯救的往往不是某个个人，而是他们的家庭。

  -07-

  能救一个是一个

  如今，我们的反传销团队已经有了三十多名全职工作人员。我们的传销解救服务一般会收取两到三千的费用，用来维持团队的正常运转。

  但不得不承认，我们民间反传力量是很薄弱的，全国各地致力于此的人加起来，恐怕也不会超过一百个。相比于庞大的传销群体，我们的力量只是杯水车薪。与此同时，当下的传销团伙不仅越来越猖獗，他们的模式也在不停地升级换代，主流运行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异地传销，而是逐渐发展为网络传销。 无论是对我们，还是对警方来说，打击传销的难度都是越来越大的。

  对我来说，这将是一份终身的事业。无论前景如何，我能救一个，就是一个。